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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樵創造《六書略》《七音略》與等韻圖

        □余文煙

        鄭樵《通志》的《六書略》和《七音略》是姊妹篇,把兩部分合起來,對文字、聲韻才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妒酚洝芬院蟮募o傳體史書中有書或志,記錄天文、歷律禮樂、河渠、地理和食貨等方面內容,卻沒有有關文字、音韻方面的內容,這是一個缺憾。鄭樵在《通志》中立此兩略,是一個創造。

        《六書略》與《七音略》不能割裂開來,是因為文與字,聲與韻是聯系在一起的,字書說的是形,但形中有聲;韻書講的是聲,但聲又和形之差別有關系。鄭樵說:“字書主于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后能別形中之聲。韻聲主于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后能別聲中之行。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為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為主?!豹汅w為文,合體為字。而字又有子、母,生子為母,從母為子,語言中文與字及字之子母的形、聲、韻是合在一起的。這里要多說一句,后世人把文字、音韻分成兩種不同的學問,研究音韻的不大管文字,研究文字的則不留心音韻,這實在是違背了文字學的根本要求。

        《通志》設立有關文字、音韻的略,其出發點還是使史書有實用的價值。六書明,可以明經術,由此可以通經而致用。七音研究的價值在這一層外,還有一層更深的意義,就是鄭樵所說的“宣仲尼之教”,最后可以達到“用夏變夷”的目的。這可以說是用中外文化交流的眼光來看待文字音韻研究的價值。

        對七音的分析,是梵僧傳進中國的,梵僧傳七音的知識,有其意圖,即“欲以其教傳天下”。而且由于七音是理解不同語言的意義的至關重要的一環,梵僧傳七音也確實獲得了相應的效應,梵僧的傳播“雖重百譯之運,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通”。中國的僧人也從中得到啟發,確定了三十六“母”,以至于“天地萬物之音備于此”。鄭樵也由此而聯想到,中國四境很遠,中原文化、仲尼之教傳播到一定地方就受到了語言的限制,為什么我們不可以由音韻著手,使中原與邊地在語言上溝通,達到更加廣泛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呢?下面所引的鄭樵的一段話,反映了他研究文化的開闊的視野。

        今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趾,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閡耳。此后學之罪也。

        舟車可通,則文義可及。今舟車所通,而文義所不及者,何哉!臣今取七音編而為志,庶使學者盡傳其學,然后能周宣宣尼之書,以及人面之域。所謂用夏變夷,當自此始。

        這是相當深刻的用心,音韻的研究是關系中外文化交流的至關重要的大事,要宣傳中華文化,如果不打通聲音之道的障閡,是不行的,所謂“用夏變夷”,只能從文化的意義上去理解。鄭樵在音韻學方面的見識,可不可以說也是上世紀中世紀翻譯學的卓識呢?可不可以說也是上一種大文化的觀念呢?筆者可以這樣來思考,也只有這樣思考,才會認識鄭樵立《六書》、《七音》兩略的真正價值。

        在語言音韻方面,鄭樵提出同樣要反對盲目自大的封閉意識。

        他說:“皇頡、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币院箬笊畟魅脒@方面的作品,“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江左地區由于詩學的發展,也產生了《切韻》這樣的書,但不夠嚴密完備。這正要求人們吸收七音的知識。而南北朝以后,諸如牛弘這樣一些大儒,由于自己不能精通七音,便加以沮抑;還有的人因為中國從來是講五音的,對七音之學的精妙,無法作出正確解釋。

        鄭樵竭誠歡迎外來文化中的精品,對于那些值得借鑒、值得利用的外來文化因素,他毫不猶豫地拿過來。鄭樵在音韻學方面的成功體現了他把吸收外來文化和繼承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精神?!锻ㄖ舅囄穆远氛f:“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鼻许嵰彩亲晕饔騺淼?。至于等韻學作品,在鄭樵之前有《七音韻鑒》,《通志·六書略》中也說:“觀今《七音韻鑒》,出自西域?!薄镀咭袈浴て咭粜颉犯从吵鲟嶉詫ν鈦砦幕療嵴\歡迎的態度:

        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此書?!汲醯谩镀咭繇嶈b》,一唱而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

        在中外文化已經開始接觸和交流的上世紀中世紀,鄭樵就能以開闊的眼光去認識和接受外來文化,并將其作為自己學術創作的參考?!镀咭袈浴氛且浴镀咭繇嶈b》為基礎寫就的。

        音韻之學在中國也是素有研究的傳統學問,其缺點如鄭樵所說“江左競風騷,始為韻書,以通聲音之學?!薄敖笾遄R四聲而不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薄敖笾?知縱有平上去入為四聲,而不知衡(橫)有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為七音??v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编嶉岳L制了一個等韻圖,《七音略·七音序》概括了這個等韻圖的兩個特點,第一,“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第二,“又述內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什么叫“轉”呢?等韻的轉圖源出梵音悉曇章,轉就是以一個字母與許多母音輪流相拼,每一個等韻圖以一個或兩個以上的韻母與三十六母一一相拼,相拼后的音得出來的字,排列成一個圖。等韻圖把中國傳統音韻學的成果和梵文音韻上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用圖表的形式全面而系統地反映出中國文字在音韻學上的特點,等韻圖是中國文化和外來文化結合的產兒。

        中國最古的等韻圖要數《韻鏡》,其作者與成書代不詳,估計是宋初的作品,南宋張麟之在高宗辛已年(公元1161年)刊刻了這個韻圖?!端问贰に囄闹尽分浀倪€有釋元沖的《五音韻鑒》?!俄嶇R》和《五音韻鑒》及鄭樵《七音略》中的韻圖的什么關系?《五音韻鑒》是否就是鄭樵提到的《七音韻鑒》?這些問題都還需要進一步討論,但《韻鏡》的內容、排列字的情形,與《七音略》接近,還是毫無疑問的可以這么說,《七音略》的韻圖是中國最早的韻圖之一,鄭樵的音韻學成就在中國音韻學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要了解鄭樵的音韻學,首先要弄清“母”與“子”的含義。鄭樵認為,“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六書序》)。又說:“書契之本,見于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子、母,主類為母,從類為子?!?《總序》)《七音略》有《論子母》一篇,說得更具體:“立(疑為主字之誤)類為母,從類為子。母主形,子主聲?!墩f文》主母而役子,《廣韻》主子而率聲?!薄啊墩f文》以母統子,《廣韻》以子該母”。又說:“《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本C上所引,可見鄭樵說的“母”即為字的部首,“子”則是聲韻。

        但是《七音略·論子母所自》中又說到“魚為母,龍為子”等,可見母”及“子”又有另外的含義。

        鄭樵的音韻學中還有“韻”、“音”、“聲”的提法?!镀咭粜颉氛f:“韻者,聲之本也,皆主于七。名之曰韻者,蓋取均聲也?!边@說明了韻、聲的關系。在談到韻圖時,鄭樵又說:“今茲內外轉圖,用以別音聲,而非所以主子、母也。這里的“別音聲”,結合其韻圖,應當是聲母(三十六字母)與七音以及韻部與四聲。平上去入為四聲,聲為聲調;宮商角徽羽加少宮少徽為“七聲”,七聲又稱七音,“音立一調,又稱七調”。這里的聲又是指聲律或音律。對于鄭樵在不同的地方使用的概念應當區分清楚。

        《七音略》全書分為43圖,圖中上部頂端橫向兩行標明三十六字母,即幫滂并明、非敷奉微(圖中無此輕唇音者則未列)端透定泥、知徹澄娘、見溪群疑、精清從心邪、照穿床審禪、影曉匣喻、來、日,同時橫向第三行是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這二者把聲母和聲母的發音部位、聲律結合在一起。每圖縱向最左端是韻部的例字,如“東”等;最右端標明平、上、去、人四調。另外,每圖左端標“重中重”、“重中輕”表示開口呼,“輕中輕”、“輕中重”表示合口呼。圖中每個字的讀音就由聲母(結合聲律)和韻母(結合聲調)反切而來。如“籠”字的宋代讀音即由來(半徵)東(平聲)[lu](依王力《語音表》反切而出。韻圖標明每個字的讀音、聲調和等呼。如“籠”字的讀音、平聲等呼在韻圖中都清清楚楚標明了,這樣縱橫向查字,等韻書中叫歸字”。

        《七音略》的韻圖三十六字母排列與《韻鏡》同,同時標七音:宮、商、角、徽、羽、半徵、半商,這是《韻鏡》里沒有的?!镀咭袈浴贰俄嶇R》的韻部排列次序略有差異?!镀咭袈浴窐隧嵅客?又標平、上、去、人四調,這也是《韻鏡》里沒有的?!镀咭袈浴妨衅咭襞c四聲,不應當僅僅看成是細枝末節的差別。這里包含了鄭樵對文字音韻的見解,也包含了他要進一步歸納音韻以求文字之源的想法。鄭樵說:“所謂聲者,四聲也;音者,七音也。制字之本,或取聲以成字,或取音以成字?!彼挠靡馐窃凇镀咭袈浴分袑で蟆爸谱种尽?研究鄭樵音韻學、研究等韻學的學者應該注意到這一點?!镀咭袈浴放c《韻鏡》屬于同一個韻圖體系,但《七音略》在韻圖上的創造應當給予充分的評價,特別是它把

        “四聲說”和梵僧七音之學的成果運用到韻圖中去,使韻圖更周密完備,同時又體現出“制字之本”的想法。

        文字音韻的研究對于訓釋文字很有意義?!读鶗晕濉分械摹墩摷甭曋C》、《論高下聲諧》、《論諧聲之惑》、《論象形之惑》和七略中的《諧聲制字圖》集中了鄭樵在訓詁學上的見解。研究中國訓站學發展的歷史,同樣要注意這一部分。這里舉兩個例子。

       ?、僖蛞羟罅x?!岸?亦為督查之‘督’者。東董凍督故也”。又“改更之‘更’,亦為變革之‘革’者,更梗更(去聲)革也”(《六書略第五·論高下聲諧》)。以“督”訓“董”,以“革”訓“更”,由陰陽對轉,因音求義。

       ?、谝蛐吻罅x?!拔洹弊?《左傳》訓釋為“止戈為武”。鄭樵另有新解,以為以“戈”合“止”為“武”,只是以二母文相合,“戈”、“止”皆部首,這是取其義的解釋。又說“武”,從戈,從亡。從戈以見義,從亡以見聲,這是以形聲字訓釋武字?!拔溆诹鶗鵀橹C聲,武戈類也。武之從亡,亦猶‘戰’之從‘單’……皆聲之諧也。武從亡以見聲,可證之古文歌舞之舞作‘’,撫之撫作(),廡之廡作‘’,于古并從“亡’,于今并從‘無’。而‘無’于篆文亦從‘亡’,則‘武’之從‘亡’,又何疑焉”(《論諧聲之惑》)。鄭樵的解釋我們不能茍同,但他作為一家之說提出來,姑妄備之吧。

        《通志·六書略》中關于六書的理論也是鄭樵訓詁的理論,其中對文字的形、音、義的相互聯系及變化進行的細致的分析,以及《七音略》歸納諧聲制字的不同情況,對于訓釋文字很有價值。

        《夾漈遺稿》中有一篇《寄方禮部書》,其中有一段是顯示鄭樵對文字訓詁的見解。

        且如“主”字,本義則燈炷也,故其字像燈炷之形以為主守之“主”者,借義也。蓋主守之“主”,與燈炷之“主”,同音故也。又如“笑”字,本義則小簫也,故其字從竹、從夭。以為笑語之“笑”者,借義也。笑語之“笑”,與簫笛之“笑”,同音故也。此之借音。

        借義者,如惡(曷各反)、惡(鳥路反)、復(房六反)、復(扶又反)是也。丑惡之“惡”,本義也,以其丑惡則可憎惡,故為憎惡之惡”。報復之“復”,本義也。以其有反報之義,故借為復再之復。此之謂借義不借音。

        如風蟲之“風”,本義也。以其蟲因感吹噓之“風”,故又借為吹噓之“風”。如疋足之“疋”,本義也。以足有跡可循,故又借為疋騎之“疋”。此之謂為音義俱借。凡樵讀書之注,以“亦”、“或”二字立例。言“亦”者,與正體同音及同義也;言“或”者,借體及借義也。

        鄭樵的訓詁文字把形訓、音訓,分別出本義、轉借義及引申義,說得很有條理,并且他在注書時,立訓釋文字之例又有一些新解。在這方面,我們還應當結合《通志》中的有關內容,作出進一步分析。也許還有很多不貼切、不準確甚至錯誤的地方,但鄭樵作出的努力,對人們還是有很大啟發的,對今后繼續研究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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