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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游古代斷案碑小集

        □陳震輝 /文 游心華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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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人考察賴店鎮壩頭村 控爭水利案碑

        仙游古代建立石碑的歷史悠久,現存最早的石碑主要是唐代的墓碑,包括“唐袁州司馬朱公墳”碑和“唐常州別駕鄭公墓”等碑。明清時期的石碑保留最多,石碑內容涉及喪葬、孝悌、禮儀、律法、褒獎、民生、宗教、歷史、地理、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面,成為記錄仙游歷史的重要載體之一。

        在現存仙游古代石碑中,有一種“斷案碑”顯得很特別,現存數量屈指可數。它是古代仙游縣署堂斷之后,由縣署或鄉民立于案發地的,用來警示時人與后人。這些碑文留傳到今天,成為記錄當時史實的重要物證,今天我們仍能通過碑文窺見歷史的一角,了解歷史背后的故事。

        下面介紹四方筆者近年發現,未入館藏仍保存在原地的清代斷案碑。

        一、白石院籍墳爭業案碑

        該碑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鑲嵌于賴店鎮白石院墻上,長約2米,寬約1.5米,碑文共1040字,通篇為端莊小楷,筆工細膩優美,雕工老道準確,是一幅優美的書法作品。

        該碑記錄了南宋陸秀夫后裔陸天汔舍地建寺,后村民高家求地葬父。不料高姓后代假契搶地,僧人數度哭告無果,又遭高家反誣。郭姓知縣查明事實真相后,判決山地歸僧人墓地留高家,并立碑警示百姓守法的經過。

        碑文可謂條分縷析,詳細記錄了案件的前因后果,對案情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研判。判決也顯得十分的人性化,既彰顯了法律的威嚴,懲治了惡人又教育了群眾,同時還弘揚了社會良好風氣。并做好了詳細的善后安排,從根本上杜絕了后患。

        這塊碑文,無疑是份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它完整記錄一件縣級斷案的緣由、經過、方法、結果和意義,體現了一位縣令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政治觀、宗教觀,呈現于后人眼前的是一幅活生生的歷史畫卷。

        二、壩頭村控爭水利案碑

        該碑于清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年)由縣令張思勖諭示,立于賴店鎮岐山村鄭氏大厝。碑高約1.8米,寬約0.65米,共482字。

        該碑文記錄:有林鄭兩族,有“牛頭井”一口,共同使用。后來,林姓將水井賣于鄭氏,井水卻仍共同使用。再后來,林姓在“牛頭井”上面挖新井,鄭氏怕新井地勢較低斷了“牛頭井”的水源,出手阻止引起互毆??h令判決,將林姓新井和鄭姓古井的水都流入公圳合成一流,共同使用,并警告林姓不許再趁機豪取巧奪。碑文落款除“縣令”外,還有“壩長”和“繆錄”,可見當時的法律程序較為完備。

        斷案碑所載內容為仙游縣令對百姓涉水糾紛的裁決,雖然200余年過去了,但是林、鄭兩姓一直遵從碑中所記錄的條文,成為村民們公認的“村規民約”,成為睦鄰友好的典范。

        三、圣泉宮道士盜葬案碑

        此碑現存鯉南鎮圣泉宮,康熙六十年(1721年)由圣泉宮立。碑高約70厘米,寬約50厘米,共182字。字跡比較模糊難以辨認,由圣泉村鄭建鵬先生提供碑文內容。

        碑文記錄康熙五十九年圣泉宮鄭帝和張道士私自出售山林,盜掘墳墓,被鄉民送官??h令判決驅逐張道士出宮,不許擅入。退還出售所得,從寬不究。山林等產為公用,四至不許挖壞。

        宗教產業的產權往往復雜難以析清,本案的決斷體現了一個“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概念厘清。同時也拿捏好了懲戒的尺度,維護了公共利益的同時又給道士留下悔過的機會。竊以為,對于現實社會日益凸顯的宗教產業糾紛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四、林內村僧人盜樹案碑

        該碑立于龍華鎮林內村天犀巖寺山坡,碑高曰2米,寬約60厘米,共330字,是道光九年(1829年)劉姓縣令親自頒立。

        碑文大意是,天犀巖有多座寺廟,僧人們在道光四年(1824年)簽了合約,劃定了“勢力范圍”和“公共范圍”。但是“祝寺”的僧人“木”屢次違約盜伐公共樹木十三株?!叭偬谩鄙恕坝缐邸焙汀皾詸C”雖然憤怒告他,卻又為他求情希望從寬處理。劉縣令判決,僧人“木”賠繳樹價十三員(應為“圓”),送果品道歉,并祭其祖師墳賠禮。

        劉縣令要求天犀巖所有公共產業要登記清楚,厘清使用范圍并嚴格遵守道光四年的合約,嚴禁私自砍伐。同時,他要求天犀巖的公共大樹按輪砍伐,并規定了每輪砍伐的數量---“首輪大樹四十株,中輪大樹六十五株,尾輪大樹七十株。其三輪內未成林雜書不計株?!庇置畈畋纱蔚缴缴辖o樹木點數標號,最后立碑為記。

        如上所述,宗教產業的產權糾紛不僅存于民僧之間,還在僧僧之間。清代佛教興盛,“僧多粥少”的現象愈發明顯,若沒有合理解決此類爭端,會有損于宗教信仰的傳播,甚至影響民風。劉縣令的處置重在“守約”和“約定可操作化”,細致入微的工作態度決定了判決的執行力和效力,值得后人深思。

        以上四方石碑,記錄四個案例的適當處理,體現了“民本”的思想。同時立碑也彰顯了當時政府和百姓堅定的守法意愿,體現了人們追求公平與正義的美好理想,對于現在和諧社會的治理和法制理念的牢固樹立或有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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