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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不了 宋朝末期危機四伏

        □林勁松

        宋朝歷史反復證明,政治思想理論有沒有上去,至關重要,直接關系國計民生,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所以,在1043年慶歷新政中,試策即考核政治理論水平粉墨登場,成為了進士科最重要一門考試,具有劃時代意義。

        慶歷新政所以會不斷取得順利,是因為理論上去了,1043 年范仲淹提出十大政,有抑僥幸、精貢舉、厚農桑等,宋朝中期重大改革序幕就這樣拉開了。在那時,宋仁宗身邊依靠人物范仲淹、歐陽修、蔡襄等都是理論家。

        《宋史》說,蔡襄是天圣八年(1030 年)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1036 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 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 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于幽州館。慶歷三年(1043 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保ā恫滔鍌鳌罚?

        那時,蔡襄才25歲。面對國家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于是,他寫了《四賢一不肖》,公之于眾,誓與祖國共存亡。蔡襄這一招令人叫絕!

        接著,1069開始的王安石變法也是這樣,熙寧新政一一出臺,理論水平高,社會效果顯著,碩果累累。王安石變法大得人心,到處鶯歌燕舞,捷報頻傳。這是宋神宗 長期堅持新法的根本原因。畢仲游《西臺集》卷七說:“今諸路常 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積于州縣者,無慮數十百 巨萬。如一歸地官(戶部)以為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保ā渡?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 但是,元豐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駕崩;五月,司馬光任 門下侍郎,卻“請更張新法”,全盤否定王安石變法,把它說的一 無是處,后來還把熙寧新政給廢除了。萬萬沒有想到,那時卻有人致信給他,熱情洋溢地歌頌王安石變法,稱它碩果累累,給司馬光當頭一棒。次年九月,司馬光死掉了。從中可以看出,表面看起來, 高太后、司馬光氣勢洶洶,但是,卻沒有什么戰斗力,因為他們一開始就不得人心。這是他們無法面對的致命傷。

        高太后倒行逆施八年,大傷宋朝元氣。弘治《興化府志》卷四十六《方天若傳》說他 “登紹圣四年(1097 年)進士。其廷對策大意,欲崇復熙、豐之制,謂‘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而不誅殺,子弟當禁錮而不禁錮,資產當籍沒而不籍沒,古今政事無此義理’。時胡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國三?!蔽?、豐之制,即王安石變法期間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幟鮮明,堅 決擁護之,要恢復被元祐大臣廢除了的正確制度。與此同時,還主張對他們實行必要的打擊,決不能姑息養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 所以獲得那科進士第二名,稱為榜眼。

        方天若的答卷稱得上是新時期理論高峰。高太后死后,宋哲宗親政,繼續施行熙寧新政,但是,對司馬光等人處理不力,難以恢復國家元氣。方天若的答卷好就好在這里,一針見血,藥到病除。

        《宋史》說,崇寧元年(1102)五月庚午,降復太子太保司馬光為正議大夫,太師文彥博為太子太保,余各以差奪官……丙子, 詔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庚辰, 以許將為門下侍郎,溫益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尚書左 丞,吏部尚書趙挺之為尚書右丞。(《徽宗本紀》)宋徽宗亮出自己的旗幟以后,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元祐黨人就成 為了眾矢之的。初始是降職處分,接著是下了各種詔令,把司馬 光等人搞臭。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他們吃皇糧,辦壞事。宋神宗 前腳才走,全國人民悲痛萬分。但是,司馬光卻反其道而行之,全 盤否定熙寧新政,還帶領一些人鬧事,把時政搞得烏煙瘴氣,是可 忍孰不可忍???所以,宋徽宗這樣做是正確的,是屬于撥亂反正性質的。從中可以看出,方天若答卷理論水平高,五年后,宋徽宗一一照辦了。

        史稱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就是說,孔子理論水平高,對亂臣賊子零容忍。同樣是元祐大臣,宋哲宗時打擊不力,殿試時莆田人方天若提出批評,得到重視,得中榜眼。

        但是,宋理宗尊孔卻把司馬光為代表的元祐大臣作為人們學習的榜樣,這就等于是背叛了熙寧新政。那是注定要失敗的。

        宋朝進入“朝代尾”的重要標志是理論上不了,宋理宗在位一直希望使理學成為正統官學,早在寶慶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為信國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學大師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都先后被入祀孔廟。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又分別加封周敦頤為汝南伯、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陽伯、張載為噤伯。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廟的名單包括:司馬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邵雍、張拭、呂祖謙。其中除司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學代表人物。那時這樣做,完全是理論上不了的具體表現,宋朝政治危機日益加深。

        宋理宗與宋哲宗,都是宋朝皇帝,高太后死后,宋哲宗親政,接受群臣意見,繼續實行熙寧新政,國家轉危為安;到了弟弟徽宗時,宋朝終于發展成為世界一個經濟強國,經濟文化名列世界前列。

        宋理宗在位時間較長,從1225至1264年,頭尾四十年,十分可觀。他要是懂得向宋哲宗學習,珍惜在位光陰,讓熙寧新政發揚光大,那么,宋朝是完全可以返老還童,立于不敗之地的。但是,他卻執迷不悟,一意孤行,說明國家機器嚴重出了故障。否則,宋朝絕不會出現這樣奇怪現象。

        究其原因,理學家使用教材出了問題,讀孔、讀孟都沒有到位。這是我從朱熹《四書集注》那里發現的。在朱熹《四書集注》中,“程子曰”占去了大量篇幅。其他人的話是其次,最后,才是朱熹的觀點。這就是說,朱熹每次跟學生上課時,首先是介紹祖師爺程頤兄弟的教導,他倆是怎么說的,樹立祖師爺絕對權威;接著是把理學家個別名人的言論進行介紹,讓學生認識到理學家的發展;最后,是朱熹的簡單總結。所以,《四書集注》是朱熹平時教案的匯編。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平時學理論像開玩笑一樣,戲說,望文生義,或想當然,自以為是,缺乏認真精神;戰時,好辦法也就拿不出來了——這是理學家祖師爺程頤兄弟苦心經營的復仇陰謀詭計!所以,宋理宗對理學家可以說是最優待,最高榮譽都給他們了,實踐一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是結果呢……

        試問,理學產生后,程頤兄弟為之編寫教材,到處傳播,導致宋朝后期國家機器失靈,不斷惡化,該不該追究法律責任?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凡是編寫有害于人們身心健康的教材,一經發現,都要追究法律責任,絕不能心慈手軟。只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綜上所述,宋朝歷史反復證明,政治思想理論有沒有上去,至關重要。宋朝末期,理論上不了的原因尋找出來以后,更加推動和促進了人們學習理論的積極性和自覺性。許多平時不怎么重視理論學習的人們都會從宋朝后期血淋淋的歷史教訓中變得聰明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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